改编自苏格兰作家阿拉斯代尔·格雷的同名小说，电影《可怜的东西》集现实主义、奇幻和科幻于一身，对经典恐怖作品弗兰肯斯坦进行了新的诠释。影片以贝拉的角度讲述故事，她是由艾玛·斯通饰演的一位不幸女子，原本在逃离丈夫虐待的途中跳桥自杀，得到科学家的援助后又奇迹般地复活了。虽然贝拉的心理仍旧如儿童一般单纯，她却对这个新世界有着强烈的探索欲。她随后与一个风流倜傥的律师私奔，并开始探索自我，以挑战和突破针对女性的时代偏见，追求平等与性自由的权利。
电影的背景设定带有一种蒸汽朋克的风格，时间和空间交错不清，尤其是贝拉到达葡萄牙后，观众看到的空中电车和飞艇，构成了一幅幅很难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定位的视觉奇观。
影片的上映引发了关于它是否贴合当前流行观念的讨论，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主义倾向。电影试图通过多个场景来表达女性自主的理念，比如贝拉在游轮上遇到的老妇人，她向贝拉阐述了性别并非至关重要，并分享了关于女性自我满足的见解。而贝拉在巴黎一家妓院工作期间，与一名黑人女性同事的情欲场景，则更深一步的开启了她对性的新视角，并探索了身体的新感知。
然而，片中对维多利亚时代婚姻生活的恐惧与束缚、对丈夫与婚姻制度的批判虽然显示出女性主义倾向，但整部电影似乎在这个基础上未能完全颠覆父权结构。电影中，贝拉的理想恋人Max，身为乡村医生对她的过去持开放态度，亦或贝拉的“父亲”——一位进行换脑手术的阉人医生，他们的设定使得父权爱似乎体现出纯粹和支持。
片中存在的各类男性角色通常提供给贝拉各式各样的壮举机会，尽管外观强硬的“前夫”内心脆弱不堪，最终被贝拉所报复成功。这样的剧情设计好像传达出一种信息：女性似乎只有通过性解放、阅读和旅行，就能实现自我的觉醒和力量。
然而，导演让贝拉在电影中轻易取得胜利，而忽略了结构性因素对女性造成的限制。电影中的男性角色为了确保贝拉能够生存下来，变成了容易对付的纸老虎。这与花木兰那样的经典女性故事形成了对比，后者深知只有改变性别身份，才能对父权结构构成挑战。
尽管电影《可怜的东西》以美食、性爱和其他多样的手段展示女性成长与觉醒，但这样的剧情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贯穿着男性对女性的典型期待。贝拉的故事似乎更多在追求观众的视觉刺激，而非真正深入探讨女性的处境。最终，贝拉虽然走上了复仇的道路，但电影本身在探讨女性成长与挑战父权结构的路上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