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宏撰写，李春晖编辑。1967年美国电影《雌雄大盗》拥有一颗法国新浪潮般自由不羁的灵魂。剧中主人公，克莱德是一个性格暴躁和有性功能障碍的男人，邦妮则是一个渴望摆脱乏味生活的年轻女子。命运巧合下他们相遇并成为一对犯罪搭档，一边是抢劫银行的刺激，一边是他们所撒下的笑声与暴力。邦妮更是将他们的罪行写成诗，发送给新闻媒体，从而催生了一种现象级的美国偶像。
这部电影的原创性还在于它所创造的一个范式——他们年轻，他们相爱，他们杀人。当这一范式应用到2024年的中年韩国夫妇身上，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局面。在电影《好久没做》中，韩国夫妻Samuel和友真在经济下行时期，迫于生活重压，选择了通过敲诈之路来周转家用。他们不想宣战这个精神性无能的破烂世界，也不愿意上头条或成为，而是把敲诈来的钱用于家族的面子和虚荣。
Samuel用钱给父亲在首尔举办豪华寿宴，并且点了一瓶昂贵的水井坊，引得亲戚们惊叹声连连。友真则将钱送给妹妹，作为外甥女钢琴培训的费用，对此感动得泣不成声，显示出东亚人在面对违法犯罪时仍心系家族传承的文化特质。他们的生活展现了对现实不满的不健康反应，也成了对社会秩序的某种形式的反抗。
《好久没做》中的Samuel和友真因为高价购买的房产突然贬值一亿五千万韩元，生活窘迫。尝试了敲诈，当威胁的朋友出钱封口后，夫妻俩嗅到了敲诈的甜头。在这之中，Samuel和友真不仅宣泄了破产家庭的愤懑，同时揭露了所谓精英阶层的虚伪。他们的敲诈并不是为了挥霍，而是用来填补家族的面子和虚荣心。
东亚人的价值观普遍偏好延迟满足，他们认为生活中的快感应当打包存储，供未来使用。与此相对，欧美社会更强调及时行乐。这使得像Samuel和友真这样的东亚人，常感生活沉重，压力过大。
《好久没做》并没有深入探讨像奉俊昊《寄生虫》那样社会的尖锐矛盾，但它通过对不敢发疯的东亚人民众的描绘，让如此深刻的社会问题浮现在荒诞的喜剧表面。它用戏谑的轻松笔触画出韩国社会各种压抑的家庭形态和错乱的性关系，以及夫妻间长时间缺少沟通所致的生活疲惫与索然无味。最终，这部影片以性喜剧的形式，表达了中年夫妇的危机与困境，以及一个深受传统束缚的社会对性与沟通的压抑与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