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狐狸》这部影片的制作充分展现了台湾电影一直以来所持有的多元文化特质。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圆山大饭店典型的后厨故事场景，还有着杨德昌风格标志性的拍摄技法，如窥人世间的“门缝机位”和背后的“后脑勺机位”。片中亦融入了张作骥、钟孟宏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其中廖界的梦境中理发店和母亲的再现便是明证。而租户老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则暗含着过往眷村电影的影踪。
《老狐狸》亦带有台湾电影过去20年里屡见不鲜的黑色幽默特性。这种风格能在冷酷的社会现实主题中渗入一股反讽的幻想色彩，用毒鸡汤般的手法恰如其分地描摹温和的白描画风。
台湾电影业界一直谋求风格和年代的融合，并在细节上下足功夫。然而，尽管如此精雕细琢，有些场关却在审视下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大屏幕放映时。然而，《老狐狸》及其同类作品似乎对银幕并不太适应，其拍摄手法更适用于台湾电视剧及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导演萧雅全愿意，《老狐狸》有潜力被拓展成电视剧。这样的作品将更加深入地剖析廖界如何在受到黑白两位“父亲”影响下成为新一代“老狐狸”的成长故事。台湾电影就像廖界一样，有着双重“父亲”的身影，侯孝贤和朱延平这对曾经台湾导演协会的领导人，塑造了一个个如廖界般带有奇异杂交能量的后辈导演，但他们不免也成为了这种思想的牺牲品。
影片中叙事技巧的巧妙应用值得关注。利用1990年股市急速波动的历史背景，影片细腻地触及了普通人生活的变迁，随着“老狐狸”的入局和廖界视角的转变，影片诉求不仅抓取了成功学的基因，而且通过明显的符号，强调了各种带重点的社会议题。
电影在处理某些情节时，有时显得过于刻意，特别是在处理廖泰来与杨君眉这对不可能的恋人关系时，场景设计和人物对话的手法突显了两人在社会经济分层上的不对等。杨君眉的选择更能体现这一点：虽然她最终移居美国享受富裕生活，但她觉得最有意义的仍是在廖泰来工作的餐厅消费，借此为其留下丰厚的小费。
影片在人物塑造和表演上也颇有亮点。陈慕义饰演的“老狐狸”角色为影片带来了气场和活力；廖泰来与廖界这对父子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展示了新现实主义遗风与家庭理念的碰撞。而在台词抒发上，影片有时却显得过于率直。
总体来看，《老狐狸》作为一部台湾电影，在探寻历史遗产与现代叙事交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在美学实践上还有缺憾，却也表现出导演和电影人在艺术和商业之间的求变探索。这些尝试可能会相互辉映，也许会相互抑制，最终仍需时间来检验其成败得失。
